想到此处，我进退维谷，我该怎么办？哑口无言、默默忍受，心情会极度压抑，健康会很难不受影响，这也不是我一生的风格；积极抗争、讨回公道、揭露真相、向领导反映或直接在报刊甚至网上发表文章，追究责任，不惜酿成棋界的公开大案！这样做的结果，精神是痛快了，但造成的巨大影响却如何挽回？我是退休后没给热爱的象棋事业添砖加瓦，反倒给它抹黑，谁对谁错，谁输谁赢都是一己私事，给全局带来的恶果，将是永难挽回的。我和内子汪嫒香审慎推敲之后，一致同意沉默不语静观其变。否则，即使是以最轻描淡写的态度给《棋艺》杂志投稿说明真相，也会形成与嘉良兄针锋相对的无法调和的阵营，也许这正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不利局面。
回过头来，我说说澄澈如水的历史真相。五六十年代，国家体委的业务干部确有在国内比赛中从事裁判工作甚至担任正副裁判长者。后来由于出现纠纷时，碍于本身职务而不便表态（有利用职权压制地方，偏袒一方之嫌），国家体委遂宣布禁令，业务干部均不准许担任国内大赛裁判工作（仲裁工作不受此限），棋类处自不例外。从80年代开始，我被借调到棋类处，因我家庭出身及海外关系问题复杂，直到1985年尚未调入国家体委，人事关系仍在北京市。棋类处原处长朱玉山于1981年中期突发心梗弃世，处长之位空悬。两名干部孙连治和顾尔承作了分工，孙负责围棋和国际象棋；顾负责象棋和桥牌（后被选为亚洲象联考铨主任）。我去后，只是顾君手下的一名助理，毫无实权。
1981年温州全国棋类（三棋均有）联赛，任务不比寻常，除比赛外，还要召开重要会议，内容是研究制订三项棋棋手和裁判员等级制，并按照制度规定评出首批特级大师及大师名单。这是棋界期盼已久的大好事，国家体委也高度重视，下发文件通告全国，要求派出代表出席会议。四司除委任分管棋牌项目的副司长李葳出席主持会议外，还让棋类处演出空城计全体出动。我心中窃喜得到如此美好的学习机会。不料到后不久，李葳即接到体委值班室的长途电话，说训练局国家围棋队因通宵打麻将进行赌博，致引发内外矛盾，舆论大哗，必须听取汇报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举报人为陈XX）。李葳考虑再三，因对整体情况难以在短期内全盘细致掌握，孙、顾二人绝不能离身，否则大会任务将无法顺利完成。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让刘国斌先行回去，尽管什么也不清楚、什么事也解决不了，但总聊胜于无，先顶一步是一步，待开完会再回京彻底处理。孙、顾自无异议，我只得先期离会打道回府，至今仍感遗憾！
嘉良兄误记我是裁判长，是对我过分抬爱了。我素有收藏资料的爱好，秩序册、成绩册自不例外。我幸而留下了该年份的这两本小册子，翻查之下，根本没有我的贱名，可见不值一提。我特别关注让我背黑锅的正副裁判长是哪几位，找到第五页，赫然发现酿造王氏冤案的本主儿竟是三位权威之一，即：中国象棋裁判长陈松顺，副裁判长陈瑞权、殳芳云。不知他们几位与王兄有何仇何恨，竟会如此不择手段借机报复？尽管陈松顺刚刚仙逝，但陈、殳两位仍健在，要想追索因果，他们是不应避而不答的。嘉良兄冤案在身现身说法，何患公理不存，只不过需把肇事者改姓名罢了，与小弟无关。
以上所言，均是15年前看到《棋艺》载文时的旧话，虽是牢骚满腹，但终是理智地压制下来，只当没有发生过的臆想算了。随着岁月流逝，人们总会逐渐淡忘的。我没想到这种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法，是经不住客观事物无情撞击的，刹时间就能风云变色。前一时期，河北地区的象棋大师网如获至宝地将王特大的回忆录，一期不漏地连载出来，供广大爱好者鉴赏。随之，我就陆续接到站在不同立场上持有各种观点的“咨询”电话，显然是余波未断，15年后旧影响又卷土重来，我将何以自处？树欲静而风不止，信不欺我。
思前想后，与内子再议，仍应以大局为重，不宜轻举妄动扩大影响，小不忍则乱大谋，连15年都能忍过，何惧一时。但事情既出，视而不见难掩饰，只能面对现实寻找最佳应对方案。今借李来群《棋行天下》一书面世，群雄云集之机，争取与国荣同志面商，并托他将书信一封带交吾兄，以俟卓裁！
叨在至交，率性直陈，词不达意，或有不慎唐突之处，尚祈鉴谅。
顺致弈安，祝幸福安康，寿臻高龄。
愚弟 刘国斌 敬书
2016年5月5日于北京蜗居
还原历史真相，避免以讹传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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